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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组：从您的讲述中，我们感觉您当时已经和习近平同志成为联系较多的朋友了。除了谈工作外，你们还聊过其他话题吗？ 周伟思：在当时，也可以说是工作加朋友关系吧。采访之初，他给我讲了他的知青经历、来正定的初衷等等，我也讲了一些我的过往及感受，两人按现在的话说就是“三观”比较接近吧。后来相处时，我们之间很快就变得自然而随意了。 我们平时所聊的内容，也就不仅限于工作了。我们不仅年龄相同，经历有些相仿，而且，我在正定这里可以算是个“局外人”，他跟我聊天可能会放松许多，我们曾聊到共同看过的书，谈中外历史，评价历史人物，有时还涉及社会传闻、各地风俗习惯、个人生活等等。 有个星期天，在他那间小宿舍，我俩一边喝点小酒一边聊天，吃的是花生米、猪头肉，不知不觉到了凌晨3点钟。近平说：“太晚了，外面还下着雨，你就别回去了，在这儿凑合躺一会儿算了。”于是，我们俩就和衣而卧，侧身挤到那张小床上睡着了。 第二天早上7点半吧，我听见门嘎吱一声就醒了，只见习近平从食堂买了个馒头回来。他说：“咱俩就不喝粥了，都还有事，咱们喝点咖啡，精神一点。” 他拿出一罐咖啡，可能是北京朋友给带来的。那时候在那个地方这东西还是个稀罕物。我们两个用喝粥的碗冲了咖啡，一边喝，一边吃咸菜、馒头。这顿土洋结合的早餐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 我们有很多次谈到自己看过的书。插队时，我和他一样，都是想尽办法找书看。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氛围下，本来可看的书就很少，那些古代和外国的名著差不多都属于禁区，即使冒险犯禁“偷窥”，能弄到手的还是非常有限。有时实在闹书荒了，甚至见到有字的东西都“饥不择食”，过期报纸，残缺杂志，甚至连《赤脚医生手册》都一页页翻完。 习近平的情况则不同，他从北京去陕北的时候就带了两箱子书，他和他同伴们的“书源”比一般人还是要多一些。所以，两相比较，他的阅读范围比我要宽广不少。当然，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看过的书，比如中国古代四大名著，苏联、法国的一些小说，但他看的那些涉及哲学、经济、政治方面的书籍，很多都是我望尘莫及的。 我们这一共同爱好都一直保持下来了，但由于工作岗位的不同，我们的阅读方向仍然各有侧重。 有件事应该能说明问题，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我们那届“老初一”，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报名参加的勇气，因为我们初一还没放暑假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，就再没上过课了。现在有了机会，但底子实在太薄太空。正在工厂当学徒工的我，仗着读书较多，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尝试一把——当然只能选择文科，靠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拿分，数学没学过，干脆忽略不计。这样，在正常上班外，其余时间全部像魔鬼训练般的疯狂复习。 考试结果出来，我数学得了7分，但其他各科成绩都是全省比较靠前的，于是我侥幸成为了78级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。 现在我在想，如果习近平当年没有被推荐上清华，如果1978年他和我一起参加高考，他的成绩应该比我还要好。 在他正定的办公室和宿舍，书架里、办公桌上、床边，都是触手可及的各类书籍。我印象中有《大趋势》《决策学》《棉花栽培技术》《走向未来》丛书等等。 此外，我们还谈到过老电影、老歌曲等等这些知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。习近平爱好比我更为广泛，我从小对体育方面兴趣不大，而他非常喜欢足球，还有篮球、拳击和摔跤等等。此外，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、美国的西部片等等他也兴趣不小。记得有一次我说我对武侠片不太感冒，他说：“工作多、脑子乱的时候，偶尔作为一种消遣，可以帮助缓解一下压力，放松放松。” 有时候，他北京的朋友来正定看他，我也参加他们的聚会，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，带来很多新鲜空气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