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访对象：周伟思，1952年生。曾当过知青、工人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《河北青年》杂志社工作。1984年，采访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，撰写报告文学《而立之年》。2014年退休。 采 访 组：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：2017年3月24日 采访地点：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：周伟思同志，您好！1984年，您在《河北青年》杂志社工作期间，采访习近平同志并撰写了一篇反映他主政正定期间真抓实干、锐意改革、积极进取的报告文学——《而立之年》。请您讲讲采访的起因，以及到正定后与他初次见面的情况。 周伟思：1982年，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团省委，继而到《河北青年》杂志社工作。领导看了我在上学期间发表过的一些作品，让我跨过实习阶段直接做主力记者，把很多重大采访任务交给我。时间不长，还让我当了一编室主任。这个编辑室主要负责正面典型、先进事迹及重大活动的采编。 1984年春节期间，老乡同学中有两人跟我提到习近平。他们说正定县有个年轻的县委书记，从北京来的，很能干，很有闯劲，并建议我去采访他。 第三个跟我提到习近平的，是我在赵县插队时的知青办主任李遵英，他当时在石家庄地委宣传部工作。他说：“我给你推荐一个人，正定县的书记习近平，你应该去写写他。他是自己要求下基层的，他来了以后，正定有很多新变化、新气象。” 到杂志社工作以来，不断有人给我推荐采访线索。但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推荐同一个采访对象，这还是我从未遇到过的。 我不由得对此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 当时，与南方沿海地区相比，河北的改革氛围可以说较为沉闷。各级干部的思想观念、工作作风与河北所处的“直隶”地理位置并不匹配，人们思想解放的意识明显不足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中，习近平这位县委书记能够带领正定县领导班子大刀阔斧搞改革，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亮点。 于是，我就请李遵英帮我联系一下正定方面。 3月中旬，李遵英打电话说：“伟思，已经联系好习近平了。他确实很忙，但还是同意你采访。找个合适的时间我陪你过去。” 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，我们俩到了正定县委办公室。两位同志和我聊了一会儿，习近平就过来了，我们握手问好之后，他说：“我正在开会，你先去招待所休息一下，下午两点我过去，咱们再聊。” 下午两点，习近平准时到我房间来，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来正定两年，没做多少事情。你既然来了，咱们还是交流一下。你觉得有意义就继续，如果价值不大，就当聊聊天吧。” 习近平这番话，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很随和，说话也实在，这样采访起来就比较轻松。 交谈中，我们作为同龄人，很快就找到了许多共同点。 我比习近平大6个月，都刚过而立之年，同一年上的初中，都是“老初一”；都有知青经历；他插队7年，我下乡干农活5年，时间也不短；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，我在湖北那个村子，也是知青中最后一个走的。 后来，我们甚至还发现有共同的朋友。 就这样，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，自然而然地，我们俩已经不像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，而是像朋友一样在随意漫谈了。 我虽然预先拟了采访提纲，但写什么、怎么写，事先并没有一个明确想法。其实，我首先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，这位主动申请从京城下基层的年轻人，跟大家传说中的是一回事么？ 那天下午，我们说起各自插队时经历过的一些事情。我们下乡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的农村，虽然地理环境不同，但对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理解和感受是基本一致的。 我原来觉得自己的下乡生活够苦的了，没想到他在陕北梁家河的日子比我还要艰苦得多。 |
